《“現代”與“后現代”》和《在有墻與無墻之間——文化之間需要有墻嗎？》兩文都是1993年與歐洲學者討論文化的會上發(fā)言整理而成的。前者對“現代”發(fā)展成“后現代”給了一種解釋；后者從中國的一種思維方式來說明兩種不同的傳統文化之間相遇之后可能發(fā)生的情況以及“誤讀”的意義。關于《讀馮契同志〈智慧說三篇〉導論》，我曾于馮契同志八十歲生日時給他寫過一封信，在信上我提到他在四五十年前寫的《論智慧》一文，我對他說：你不僅應成為一位哲學史家，而且應成為一位哲學家，希望他繼續(xù)順著《論智慧》一文考慮的哲學問題做出新的哲學成果。后來看到他的《智慧說三篇導論》，深感他企圖把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西方分析哲學和中國傳統哲學的“轉識成智”結合起來，是一條探討中國哲學今后發(fā)展的新路，這種嘗試無疑是具有可貴的創(chuàng)造性的。特別是馮契同志十分重視中國哲學的“轉識成智”，認為中國哲學的傳統非常重視把“知識”化為“德性”，也就是說“知識”和人生境界分不開的，我認為這點非常重要。由于我一向認為，今后學術文化的發(fā)展，既不應再由西方文化統治世界，也不會出現一個文化上的“東方中心論”（或“中國中心論”），而應是東西文化的互補和相互吸收，而形成一種在全球意識觀照下的多元發(fā)展的新局面。為此，我寫了《“和而不同”原則的價值資源》說明：“在不同文化傳統中應該可以通過文化的交往與對話，在商談中取得某種共識，這是由‘不同’達到某種意義上的‘認同’的過程。這種‘認同’不是一方消滅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兩種文化中尋找某種交匯點或者是可以互補的方面，并在此基礎上推進雙方文化的發(fā)展，這正是‘和’的作用�！�

　　《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理論》《從魏晉玄學到唐初重玄學》和《辨名析理——郭象注〈莊子〉的方法》等三篇可以說是對《郭象與魏晉玄學》的補充，其中后面一篇提出建立“中國解釋學”的問題，或者是一研究中國學術文化應開拓的新領域。最后收入了《記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所藏〈磧砂藏〉》《裴顱是否著有〈貴無論〉》《讀〈世說新語〉札記》和《唐代功德使考》等四篇史料考證的文章，其中有些史料或將對其他學者進一步研究相關問題有些用處，故收入本集之中。